差遣，是臨時委派的實際事權的職務。也就是北宋的“官”，是個虛銜，只是拿俸祿的依據，需要說明的是，宋朝官員的本官品秩高低其實并不重要，這里的“權知”，就是代理的意思，—《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列傳第七十五》由于民間老百姓理不清楚官方朝廷且混亂的職務稱謂，將北宋的開封最高行政長官一律統稱為開封府尹，并影響至今。

1、開封的包青天是真的嗎？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他幼年家境不甚好，曾借居合肥城外一座寺廟讀書，二十八歲中進士，歷任監察御史、京東等地轉運使、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廬州與開封府等處知府、樞宻副使等職。他出仕時，北宋王朝初期的相對繁榮局面已成過去，正處在危機重重的時期，政治十分腐敗，土地高度集中，農民賦稅繁重，邊備日益廢弛，

為挽救統治危機，地主階級中的革新派曾進行過變法圖強，包拯的政治主張，與革新派大體一致。他認為“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系，當務安之為急，”因此主張對農民必須要“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他強調要革新吏治，注意選擇良吏，他認為對官吏“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于不能為治，抑所以為害矣，”他堅決主張精簡官僚機構，取消冗官冗兵，他說“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救其弊，當治其源，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

”所以他又特別反對奢侈浪費，他曾向宋仁宗建議“土木之工不急者，悉罷之，科率之出無名者，并除之，”這此建議對宋王朝當時的衰敗局面，切中要害。包拯最恨貪官污吏，他說“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宋仁宗寵妃的伯父張堯佐，倚勢當了主管全國財政收入大權的“三司使”，貪瀆無厭，沒人敢彈劾他，包拯硬是連上三本參奏，甚至與仁宗面爭，將他罷了官。

包拯奉公守法，自奉極嚴，生活撲素，“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之時，”他在端州做官時，當地盛產端硯，那是文士們最喜歡使用和收藏的珍品。不少官吏用各種方法去捜集端硯，包拯雖身在產地，卻一個不取，包拯不但嚴于律己，對子孫也嚴格要求，他曾給后代留下一個“家訓”，告誡“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

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工刊石，豎于堂屋東壁，以詔后世。”包拯雖然“性峭直”，笑一次比黃河清還要難，但他卻不是刻板冷酷的人，他待人“務敦厚”，“而末嘗不推以忠恕也”，前者決定了他的嫉惡如仇，“惡吏苛刻”，后者又決定了他的關心民瘼。這種思想的集中表現就是他的執法嚴明，他任開封知府時，下令大開正門，準許百姓直入公堂，親自陳訴曲直冤苦，免除吏役們的敲詐勒索。

他在任廬州知府時，自己的舅舅犯了法，照樣鞭打，使得別的親戚誰也不敢借他的地位給自己謀私利，包拯在北宋那樣時代，為革新封建政治做了努力，使人民地位也多少得到改善，因此贏得了在人民中的威信，“至于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他死時“京師吏民，莫不傷感，嘆息之聲，聞于衢路，”宋仁宗皇帝也“輟朝一日”，親去吊唁。

2、有人說：包拯的開封府尹官職并不高，請問說的有道理嗎？

北宋時期，開封府尹由儲君或親王兼任。非皇室官員坐鎮開封府，只是差遣性質，因此在北宋，并不是所有主政京城的人，都能稱之為開封府尹。只有儲君或親王坐鎮開封府時，才能被稱為開封尹，比如，宋太宗趙光義、魏王趙廷美、宋真宗趙恒、許王趙元禧等。他們以親王身份坐鎮開封府時，史書中就均稱之為“開封尹”，淳化五年九月進封壽王，加檢校太傅、開封尹。

—《宋史·卷六本紀第六·真宗一》而一般人坐鎮開封府，如歐陽修、包拯等，史書中對其稱呼就變為了“權知開封府”。或“權發遣開封府”，這里的“權知”，就是代理的意思，復官，徙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列傳第七十五》由于民間老百姓理不清楚官方朝廷且混亂的職務稱謂，將北宋的開封最高行政長官一律統稱為開封府尹，并影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