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關于權利行使期限的問題，在這里要特別提一下。征地拆遷領域和其他領域一樣，權利行使都是有期限的，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評估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門對原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的復核結果有異議的應當自收到復核結果之日起10日內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評估專家委員會申請鑒定。被征收人對補償仍有異議的按照《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處理。如果超出了上述規定的10日期限，被征收人就沒有權利再向專家委員會申請鑒定，即使申請也會被駁回。這意味著被征收人只能接受原客觀性、公正性可能出現偏差的評估結論。如果涉及到復議或訴訟，相關期限限制就會更加復雜。可以毫不隱晦地說，有時候律師稍加不注意，都會犯錯過權利行使期限的錯誤，試問，在各種期限錯綜復雜的情況下，欠缺專業知識背景的普通人，如何能做到統籌兼顧，萬無一失呢?

　　二、律師的介入，會喚起政府的重視性。

　　現在，我們退一步講，即使真的存在猶如專業拆遷律師一樣精通征地拆遷領域的各項知識、門道的當事人。那么，對于這樣一類當事人，是否就沒有必要聘請專業律師進行維權了呢?其實，我們覺得答案是否定的。拆遷律師首先是律師，律師維權本身就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政府就是這樣，若是被拆遷人自己與其進行拆遷談判，它就會假定你對拆遷補償并不了解，你不是一個專業的人，你是一個好糊弄的人。因此，它會百般刁難你。即使你最終會依靠自己的專業知識贏得自己的權益，但是，中間你可能會面臨很多本來沒有必要遇見的困難。但是，如果是律師出馬，一切都會不一樣。政府如果面對的是律師，它心態上首先就會轉變。它知道自己面對的是專業的人，它必須以一種更加平等、謹慎的態度來實施自己的行為。這就為拆遷談判的順利進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總結一句話，律師的介入，會喚起政府的重視性，讓其以一種更為誠懇的態度對待拆遷談判。我們之前也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我們有一個當事人，之前一直以自己的名義申請政府信息公開，可政府總是以各種方式推脫，無奈之下，當事人只好找到了我們。我們在接手案件后，隨即向政府寄送了一份律師函，大意告知政府我們接受了委托，并指出政府不予告知行為的違法性。于是很快，當事人就拿到了想要的文件。其實，從法律來說，律師函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其從性質上來說只是一種告知行為。但是，其在實踐中又非常奏效。因為政府知道，如果無視這個律師函，將會導致律師采取下一步措施，如提起訴訟等，這將會給政府帶來麻煩。正是對律師的忌憚，才會導致政府重視律師的話語權。

　　由上一點引申開來，我們發現，征地拆遷維權案件中，只要聘請了專業的拆遷維權律師，最終拆遷方與被拆遷方通過達成和解的方式結案的幾率非常高。這一現象值得我們分析。從政府角度來說，由于忌憚維權律師的維權招式，政府并不敢報價過低，也不敢公然違背法律法規的明文規定。總之，政府會盡量避免被拆遷維權律師抓到把柄，否則會在拆遷談判中處于非常被動的局面;就拆遷律師這一方來說，由于律師掌握著專業的拆遷維權知識，并精通相關法律法規，對征地拆遷實踐的現狀也頗為了解。因此，律師知道政府的報價合不合理，我方應不應該接受。也知道我方什么時候應該談判，什么時候又應當拒絕接觸。總之，律師基于自己的專業知識，能夠有攻有收，掌握好分寸，把握一個度，在維護客戶合法、合理權益的基礎上，爭取用協商談判這一和平友好的方式解決問題。這樣既為客戶爭取到了應得的補償，也節省了雙方的人力、物力、精力，還避免了雙方對簿公堂之后，因各種因素致使被拆遷方權益受損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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