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兒歌甲集，我想知道廣州童謠或者是西關童謠的歷史它是怎么演變過來的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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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想知道廣州童謠或者是西關童謠的歷史它是怎么演變過來的有什么
2，顧頡剛的人物生平
3，關于蘇州的名人問題在線等

1，我想知道廣州童謠或者是西關童謠的歷史它是怎么演變過來的有什么

　　西關童謠的古韻新貌　　“點蟲蟲，蟲蟲飛，飛到荔枝基。荔枝熟，摘滿屋；屋滿紅，伴住人細紋公。”這就是充滿趣味的西關童謠。　　西關童謠是一種由西關人們一代傳一代而流傳下來的兒歌，它與一般詩歌相比，又有著自身的一些特點：　　1、在主題上集中單一，觀點突出。內容具體淺顯，形象鮮明。例如：《騎牛牛》：騎牛牛，牛牛走，牛牛往前咪回頭，若然回頭打籮柚。這是西關泮塘宜家子弟玩“騎牛牛”時唱的一首兒歌，兒歌內容形象生動，活潑的少年孩童“騎牛牛”玩游戲的鮮活形象躍然紙上。　　2、西關童謠多運用比喻，排比，反復等修辭手法。例如：《咕嚕咕嚕》：咕嚕咕嚕一，咕嚕咕嚕二，咕嚕咕嚕三，準備開炮打敵人。這是一首西關少兒愛唱的一首童謠，用于打手掌之戲，充分地運用了童謠中排比和重復的手法。　　3、西關童謠篇幅簡明，緊湊和完整：例如：《捉人賊》：點指兵兵，點指賊賊，點著誰人做大兵，點著誰人做大賊。寥寥數字就把兵捉賊的游戲規則解釋清楚了。　　4、西關童謠語言生動形象，通俗易懂，口語化，和平規范，音樂性強：例如：凼凼轉：菊花圓，炒米餅，糯米團。亞媽叫我睇龍船，我唔睇，睇雞仔，雞仔大，捉去賣。賣得幾多錢?賣得三百六十五個仙，童謠中的形象極為生動，也富有音樂感。　　在當今校園里卻流行著一些新生的童謠，例如，“現在學生真糟糕，愛哭愛哭還愛鬧，天天上課都遲到，遲到還不喊報告。現代學生真糟糕，又能偷看又能抄，個個像個韋小寶，捉弄老師有技巧。”這些學校里的童謠雖然在內容和時代性上與西關的童謠有著很大區別，但是它們也從一個側面反應出當代青少年學生的部分心聲。　　這些童謠沒唱過都聽過，但不知是出自西關。不過，現在文化定于一，已經將地方色彩的東西漸漸否定。廣州人的廣州話不及香港人說得準就是一種悲哀。不獨是文化，之前過荔灣區，那見到什么西關小姐？那些隨處可見的街市阿姐阿嬸，一個個粗言爛語，著實讓人皺眉。　　印象中的西關是美麗的，像那個晚上，泮溪的荷塘夜月，涼風送爽，留連忘返。

我想知道廣州童謠或者是西關童謠的歷史它是怎么演變過來的有什么

2，顧頡剛的人物生平

1893年5月8日（農歷三月二十三日），顧頡剛出生于江蘇省蘇州市一個讀書世家。1897年，入私塾讀《四書》。祖父、祖母和家仆都極能講故事，顧頡剛從小就聽了許多神話傳說故事。1906年，入當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學。1908年轉蘇州第一中學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學，醉心于文學。1913年，入北京大學預科，沉迷于戲劇，發現一個故事會因時、因地、因人而流遷變化。1915年，顧頡剛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冊，對清代學術有較深領會。1916年，轉北大本科，讀哲學。1918年北大教授劉半農等人發起征集歌謠運動，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發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顧頡剛的興趣，時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閑居，心情郁悶，無法著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謠來。先在家中搜集，逐漸向鄰居親友搜集，一二年間竟搜到歌謠數百首，并其他方言、謎語、諺語、唱本、風俗、宗教等資料若干。1919年5月，顧頡剛續弦，他寫了一篇《一個“全金六禮”的總禮單》的民俗文章。至此他開始考慮民俗學、民間文藝的一些問題，發現歌謠也和小說戲劇的故事一樣，會隨時隨地變化。1920年，顧頡剛在北大畢業，留校任助教，計劃長期編纂一部《中國書籍目錄》，約二三百卷。冬，開始點校《古今俗書考》，同時，將自己收集的歌謠，對方言加注后陸續發表在《北京晨報》上，頗獲學界好評。1921年，顧頡剛改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助教，任《國學季刊》編委，編點《辨偽叢刊》。同時常與胡適、錢玄同等人書信來往，討論古史、偽書、偽事等問題，著手撰寫“古史辨”論文。1922年，顧頡剛為商務部書館編纂中學歷史教科書，擬將《詩》、《書》等古籍中的上古史傳說整理出來，初孕“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學說，認為古代的史實記載多由神話轉化而成。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概括起來主要有三點：第一，“時代愈后，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第二，“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1923年底，顧頡剛離開商務印書館、回北大研究所，擔任《歌謠》周刊編輯，專心從事民俗學、民間文藝研究，成為《歌謠》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后發表《鄭樵對于詩詞與故事的見解》、《東岳廟的七十二句》、《兩個出殯的導子帳》、《各種方言標音實例（蘇州音）》等文章。1924年，《吳歌甲集》在《歌謠》周刊連載，反響很大。同年底發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文，驚動了中外學術界，一時應者蜂起，提供資料、書信討論紛至沓來。1925年4月，顧頡剛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進行社會民俗調查，后發表《妙峰山的香氣》等文章。“五卅”慘案后，顧頡剛為《京極》主編《救國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開頭》。1926年初，《吳歌甲集》由北京大學歌謠研究室出版。4月《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受到各界矚目，使顧頡剛成為史學界的核心人物。在所撰長序中，顧頡剛備述自己治學因緣，治學甘苦及治學方向。5月發表《孟姜女故事之歷史系統》，6月撰成《蘇州的歌謠》。秋天，赴廈門大學任國學院研究教授。年底，游泉州考察風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1927年初，發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對孟姜女故事的見解更加成熟，體系更加完整，使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學術界的地位更加鞏固了。4月，赴廣州中山大學，后擔任學校歷史系教授兼主任、圖書館中文部主任，代理語言歷史研究所主任，主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等。1928年3月，顧頡剛赴嶺南大學演講《圣賢文化與民眾文化》，闡述民俗研究的意義和目標。同時，顧頡剛任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叢書》的總編輯，負責歷史學和民俗學兩類叢書的編纂。在中大期間，顧頡剛還先后為劉萬章《廣州兒歌甲集》，周振鶴《蘇州風俗》、錢南揚《謎史》、謝云聲《閩歌甲集》、陳元柱《臺山歌謠集》、魏應麟《福州歌謠集》、吳藻汀《泉州民間傳說》、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書作序，發表《天后》及《東莞城隍廟圖》等文章。1929年5月，顧頡剛到北京，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歷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課，主編《燕京學報》。自到燕大后，顧頡剛專心于古史研究，決定對舊系統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后撰寫了大批論文，如《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論易系辭傳中現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洪水之傳說及治水之傳說》等。治史過程中，顧頡剛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書》，發現其中《禹貢》等部分牽涉問題很多，必須進行全面的歷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關問題。這樣，顧頡剛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開設了“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課。1934年初與譚其驤等人籌備組織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制定“禹貢學會研究邊疆計劃書”，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邊疆和民族歷史與現狀的研究。《禹貢》刊物成為當時中國歷史地理、邊疆和民族史研究的總匯，培養了一代歷史地理學人才，并創立了中國的歷史地理這門學科。1935年初，顧頡剛曾擔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歷史組主任，主編《史學集刊》；7月，調查河北省古跡，編纂《北平志》。1936年5月，當選為禹貢學會理事，秋，任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主編《大眾知識》。從1929年顧頡剛到燕京大學至抗戰前夕，他曾做過民間文藝研究，1931年與吳立模合作寫成《蘇州唱本敘錄》。1933年參加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抗日會，成立“三戶書社”（后改為通信讀物編刊社）。接著，發表《鳴鳳記中的吳歌》、《明俗曲琵琶調》、《王恩任擬歌謠》、《北平說書分類》、《灤州影戲》、《孟姜女故事材料目錄》等文章，又點校馮夢龍《山歌》等。1934年，與譚其驤創辦歷史地理學專業刊物《禹貢》（半月刊）。次年年成立禹貢學會。1935年，由于當時民族危機深重，逐漸側重邊疆地理研究，并于1936年創立邊疆研究會，同時宣傳抗日。抗戰期間，轉入內地。1937年，七七事變后，顧頡剛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肅“老百姓社”社長。編印《老百姓》旬刊。1938年春曾先后赴臨洮、渭源、康樂、岷縣等地考察。1938年10月，顧頡剛到昆明，任云南大學文史教授，在《益世報》上辟辦《邊疆》周刊。1939秋，顧頡剛到成都，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縣、雙流、新津等地考察。同年，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開啟了輸血論的先河，提出“漢人是許多民族混合起來的，他不是一個民族”。1940年3月，創辦《責善》半月刊，陸續發表《虞幕》、《乘龍》、《麗江禹跡》等《浪口村隨筆》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委員。1941年春，赴重慶主編《文史雜志》。5月，任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副主任委員。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歷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冬，遷北碚，任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社長、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復旦大學教授等職。1944年秋，受聘齊魯大學重任國學研究所主任，同時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該年，與婁子匡主編《風物志集刊》。1945年，任交通書局總編輯，1946年主編《文訊》，完成《晉文公》等著作。是年秋，赴西北，任蘭州大學教席。1947年，擔任大中國圖書局總編輯，創辦《民眾周刊》，完成《當代中國史學》等重要著作。1948年7月，任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復旦大學教授。1949年，上海合眾圖書館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記》、《上游集》、《浪口村隨筆》等著作。秋，任誠明文學院中國語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兼震旦大學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顧頡剛任上海市文管會委員、上海圖書館籌備委員、中國史學會上海分會常務理事。1951年，任上海學院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復旦大學教授。1954年，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員，擔任《資治通鑒》總校。1955年，開始標點《史記》。1956年，加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1957年，發表《息壤考》。1958年，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常務理事。1959年，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發表《禹貢注釋》。1962年，發表《尚書大浩今譯》。1963年，出版《史林雜識初編》，內含《蚩尤》、《顓頊》等篇。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療養院療養（期間口述歷史，后由何啟君編成《中國史學入門》一書）。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后，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歷史所勞動，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1971年，開始，擔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總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華書局出版。1979年，發表《柳毅傳說與遺跡》、《嫦娥故事的演變》、《〈莊子〉和〈楚辭〉中昆侖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的融合》、《“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尚書·甘誓〉校釋譯論》等論文。該年，擔任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學術委員、中國文聯全國委員、中國民研會副主席等職。1980年12月25日，因腦溢血于北京逝世。

顧頡剛的人物生平

3，關于蘇州的名人問題在線等

顧頡剛(1893—1980），江蘇蘇州人。原名誦坤，字銘堅，是現代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是中國近代學術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一位學者。"解放前，日本學者，特別是名牌大學如東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國學者，惟對于顧頡剛先生和陳垣先生，則推崇備至①。”顧頡剛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20年北京大學本科哲學門畢業。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云南大學、齊魯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社會教育學院、蘭州大學等，并任北平研究院歷史組主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主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學報》、《禹貢半月刊》、《邊疆周刊》、《齊大國學季刊》、《文史雜志》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顧頡剛受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倡導的“整理國故”思想的影響，從二十年代起即從事中國歷史和古代文獻典籍的研究和辨偽工作。主張用歷史演進的觀念和大膽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會學、考古學等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和典籍。與錢玄同等發起并主持了古史辨偽的大討論，又廣集當時的研究成果編成《古史辨》八冊，形成了“古史辨”派。顧頡剛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認為時代越后傳說的古史期越長，周代時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朝有三皇，漢代以后有盤古，古史系統的形成，主要出于戰國到西漢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偽的態度考察了孔子與六經的關系，指出孔子的“正樂”與社會上沒有關系，批評梁啟超把孔子說得太完美；斷定六經決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經沒有太大的信史價值，也無哲理和政論的價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經（尤其是利用《尚書》）編成的整個古史系統。又提出，必須打破中國古代民族只有一個、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黃金時代等觀念。這些觀點今天看來雖不盡正確，但在當時卻具有反封建、反對經學偶像的意義。顧頡剛一生著述頗豐，除所編《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漢代學術史略》、《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尚書通檢》、《中國疆域沿革史》、《史林雜識》等等。顧頡剛生平顧頡剛（1893一1980）,漢族,我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筆名有余毅、銘堅等。 1893年5月8日,顧頡剛出生于江蘇省蘇州市一個讀書世家,1897年入私塾讀《四書》。祖父、祖母和家仆都極能講故事,顧頡剛從小就聽了許多神話傳說故事。1906年入當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學,1908年轉蘇州第一中學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學,醉心于文學。1913年,入北京大學預科,沉迷于戲劇,發現一個故事會因時、因地、因人而流遷變化。1915年顧頡剛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冊,對清代學術有較深領會。1916年轉北大本科,讀哲學。1918年北大教授劉半農等人發起征集歌謠運動,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發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顧頡剛的興趣,時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閑居,心情郁悶,無法著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謠來。先在家中搜集,逐漸向鄰居親友搜集,一二年間竟搜到歌謠數百首,并其他方言、謎語、諺語、唱本、風俗、宗教等資料若干。1919年5月,顧頡剛續弦,他寫了一篇《一個“全金六禮"的總禮單》的民俗文章。至此他開始考慮民俗學、民間文藝的一些問題,發現歌謠也和小說戲劇的故事一樣,會隨時隨地變化。 1920年,顧頡剛在北大畢業,留校任助教,計劃長期編纂一部《中國書籍目錄》,約二三百卷。冬,開始點校《古今俗書考》,同時,將自己收集的歌謠，對方言加注后陸續發表在《北京晨報》上,頗獲學界好評。1921年,顧頡剛改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助教,任《國學季刊》編委,編點《辨偽叢刊》。同時常與胡適、錢玄同等人書信來往,討論古史、偽書、偽事等問題,著手撰寫“古史辨"論文。這時顧頡剛也致力于《詩經》研究,認為《詩經》中部分詩是徒歌的民謠,先后撰成《漢儒的詩學和詩經的真相》、《歌謠的轉變》、《詩經的厄運與幸運》、《從詩經中整理出歌謠的意見》等文章,研究《詩經》的過程中,在《通志·樂略》里讀到鄭樵論《琴操》的那段“杞梁之妻"的話,引起注意,后又看到有關這個故事的材料,便下決心對這個故事作一番深入的研究,1922年,顧頡剛為商務部書館編纂中學歷史教科書,擬將《詩》、《書》等古籍中的上古史傳說整理出來,初孕“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學說,認為古代的史實記載多由神話轉化而成。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概括起來主要有三點：第一，"時代愈后，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第二，"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1923年底，顧頡剛離開商務印書館、回北大研究所，擔任《歌謠》周刊編輯，專心從事民俗學、民間文藝研究，成為《歌謠》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后發表《鄭樵對于詩詞與故事的見解》、《東岳廟的七十二句》、《兩個出殯的導子帳》、《各種方言標音實例（蘇州音）》等文章。1924年，《吳歌甲集》在《歌謠》周刊連載，反響很大。同年底發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文,驚動了中外學術界,一時應者蜂起,提供資料、書信討論紛至沓來。顧頡剛決定就孟姜女故事作一系列專題論述,他主編的九期“孟姜女"專號,將征集到的孟姜女故事資料和自己的研究文章陸續登出,成為《歌謠》周刊所出專號中成績最突出的一種。1925年4月,顧頡剛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進行社會民俗調查,后發表《妙峰山的香氣》等文章。“五卅"慘案后,顧頡剛為《京極》主編《救國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開頭》。1926年初,《吳歌甲集》由北京大學歌謠研究室出版。4月《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受到各界矚目,使顧頡剛成為史學界的核心人物。在所撰長序中,顧頡剛備述自己治學因緣,治學甘苦及治學方向。5月發表《孟姜女故事之歷史系統》,6月撰成《蘇州的歌謠》。秋天,赴廈門大學任國學院研究教授。年底,游泉州考察風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1927年初,發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對孟姜女故事的見解更加成熟,體系更加完整,使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學術界的地位更加鞏固了。4月,赴廣州中山大學,后擔任學校歷史系教授兼主任、圖書館中文部主任,代理語言歷史研究所主任,主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等。年底,與何思敬、鐘敬文等創立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創辦《民間文藝》（后改名《民俗》周刊）顧頡剛撰寫了發刊詞。民俗學會還成立民俗物品陳列室,派員到韶關、云南等地考察、搜集唱本等民間文藝資料,創辦民俗學傳習班,顧頡剛主講“整理傳說的方法"又編輯出版民俗叢書。顧頡剛關于孟姜女故事的論著及其與師友的通信資料曾匯編成三冊《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相繼出版,《妙峰山》和《蘇粵的婚喪》〈與劉萬章合作〉也出版了。1928年3月,顧頡剛赴嶺南大學演講《圣賢文化與民眾文化》,闡述民俗研究的意義和目標。同時,顧頡剛任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叢書》的總編輯,負責歷史學和民俗學兩類叢書的編纂。在中大期間,顧頡剛還先后為劉萬章《廣州兒歌甲集》,周振鶴《蘇州風俗》、錢南揚《謎史》、謝云聲《閩歌甲集》、陳元柱《臺山歌謠集》、魏應麟《福州歌謠集》、吳藻汀《泉州民間傳說》、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書作序,發表《天后》及《東莞城隍廟圖》等文章。 1929年5月，顧頡剛到北京，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歷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課，主編《燕京學報》。自到燕大后，顧頡剛專心于古史研究,決定對舊系統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后撰寫了大批論文,如《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論易系辭傳中現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洪水之傳說及治水之傳說》等。治史過程中,顧頡剛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書》,發現其中《禹貢》等部分牽涉問題很多,必須進行全面的歷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關問題。這樣,顧頡剛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開設了“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課,1934年初與譚其驤等人籌備組織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制定“禹貢學會研究邊疆計劃書”,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邊疆和民族歷史與現狀的研究。《禹貢》刊物成為當時中國歷史地理、邊疆和民族史研究的總匯,培養了一代歷史地理學人才,并創立了中國的歷史地理這門學科。同年,顧頡剛將自己研究《尚書》的成果分輯為《堯典評論》、《堯典問題集》和《禹貢討論集》等出版,相繼發表《五藏山經試探》、《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漢代學術史略》、《王肅的五帝說及其對于鄭玄的感生說與六天說的掃除工作》、《三統說的演變》、《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禪讓傳說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論》、《九州之戎與戎禹》、《鯀禹的傳說》等篇〈其中少部分與童書業合作〉。1935年初,顧頡剛曾擔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歷史組主任,主編《史學集刊》；7月,調查河北省古跡,編纂《北平志》,1936年5月,當選為禹貢學會理事,秋,任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主編《大眾知識》。從1929年顧頡剛到燕京大學至抗戰前夕,他曾做過民間文藝研究,1931年與吳立模合作寫成《蘇州唱本敘錄》。1933年參加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抗日會,成立“三戶書社"〈后改為通信讀物編刊社〉,出版通俗讀物,宣傳抗日。接著,發表《鳴鳳記中的吳歌》、《明俗曲琵琶調》、《王恩任擬歌謠》、《北平說書分類》、《灤州影戲》、《孟姜女故事材料目錄》等文章,又點校馮夢龍《山歌》等。七七事變后,顧頡剛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肅“老百姓社”社長。編印《老百姓》旬刊。1938年春曾先后赴臨洮、渭源、康樂、岷縣等地考察。1938年10月,顧頡剛到昆明,任云南大學文史教授,在《益世報》上辟辦《邊疆》周刊1939秋,顧頡剛到成都,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縣、雙流、新津等地考察。1940年3月,創辦《責善》半月刊,陸續發表《虞幕》、《乘龍》、《麗江禹跡》等《浪口村隨筆》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委員。1941年春,赴重慶主編《文史雜志》。5月,任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副主任委員。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歷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冬,遷北碚,任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社長、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復旦大學教授等職。1944年秋,受聘齊魯大學重任國學研究所主任,同時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該年,與婁子匡主編《風物志集刊》。 1945年任交通書局總編輯,1946年主編《文訊》,完成《晉文公》等著作。是年秋,赴西北,任蘭州大學教席。1947年擔任大中國圖書局總編輯,創辦《民眾周刊》,完成《當代中國史學》等重要著作。1948年7月,任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復旦大學教授。1949年,上海合眾圖書館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記》、《上游集》、《浪口村隨筆》等著作。秋，任誠明文學院中國語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兼震旦大學教授。解放以后,顧頡剛任上海市文管會委員、上海圖書館籌備委員、中國史學會上海分會常務理事。1951年任上海學院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復旦大學教授。1954年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員,擔任《資治通鑒》總校。1955年,開始標點《史記》。1956年,加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1957年,發表《息壤考》。1958年,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常務理事。1959年,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發表《禹貢注釋》。1962年發表《尚書大浩今譯》,1963年出版《史林雜識初編》,內含《蚩尤》、《顓頊》等篇。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療養院療養。1971年開始,擔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總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華書局出版,1979年,發表《柳毅傳說與遺跡》、《嫦娥故事的演變》、《〈莊子〉和〈楚辭〉中昆侖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的融合》、《“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尚書·甘誓〉校釋譯論》等論文。該年,擔任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學術委員、中國文聯全國委員、中國民研會副主席等職。50年代，顧頡剛“到京8年，歷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現在制度下又無法轉職，苦悶已極。 ”到了“文革”，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歷史所勞動，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顧頡剛的后半生基本還在做學術工作。1980年12月25日,顧頡剛因病逝世。之后數年內,遺稿《〈禹貢〉中的昆侖》、《酒泉昆侖說的由來及其評論作》、《〈山海經〉中的昆侖區》、《中國影戲略史及其現狀》、《〈六月雪〉故事的演變》等陸續得到發表外,顧頡剛尚有數百萬字的筆記未曾面世。顧頡剛作為一個史學家,享譽中外學術界,影響深遠。他將史學上的創見運用到民間文學、民俗學領域來,為之貫注新血液,探討新方法,同樣取得了極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謠學、民俗學諸方面的研究,贏得了很高的榮譽。 1924年,顧頡剛在《歌謠》周刊上連載《吳歌甲集》,歷時三月,獲得學術界好評。《吳歌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單行本,這是一部科研價值很高的歌謠集子,不但出版的時間較早,而且有比較詳盡的注釋等,還附有研究文章《寫歌雜記》多篇。劉半農寫信給他說：“中國民俗學的第一把交椅,給你搶去坐穩了"。在民俗方面,顧頡剛作過很多考察研究。對妙峰山的考察,對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對蘇州婚喪禮節的論述,都不斷有文章發表。在風氣未開的當時,影響頗大。其中《妙峰山的香氣》對群眾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況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種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廟主假神戚斂財的實質,發現了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關系。這體現了顧頡剛不是為調查而調查,為研究而研究的學術觀點。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國是首次對傳說故事進行精細和系統的考證。他對記載于各種古籍和流傳于當時口頭的有關材料進行分析,對這個故事的產生、傳播及變異狀況進行系統的考證,意在對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時間、地點和情節變化以及與歷史的關系,作出盡可能科學的闡釋。其《孟姜女的故事轉變》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從縱橫兩方面提出了故事的歷史系統和地理系統。特別是后文,更加全面而系統地體現了顧頡剛的見解,他最重視“演變法則",試圖由此來認識故事的源頭、發展及變形。顯然,他是將其古史學說“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觀點運用到這個故事的研究中來的,這使其在這個研究領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顧頡剛對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結論,一直很有影響,特別是其中對故事歷史系統的研究成果,多年來一直成為定論。后來的許多民間文藝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補充與發揮,他的“演變法則",也成為我們至今還在沿用的研究方法。當然,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為研究古史方法舉一旁證的例",是將傳說作為研究歷史的資料。研究結果表明,從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歷史面目了。既然如此,傳說中記載的其他古史現象也便不可信了。這才是顧頡剛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貫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與方法。在古史研究中,顧頡剛還涉及到許多古神話傳說故事,對堯、舜、禹等神話傳說均有研究。顧頡剛為中國民間文藝理論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他那種對民間文藝作出了很大貢獻。他那種對民間文藝作動態考察的眼光（“演變法則”）和對古籍資料搜求鑒別的真知灼見,曾給我國民間文藝研究以巨大影響,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話傳說人物、事件等,成為后來一些人的研究課題。除此,單就他在主編雜志、主持學會、宣傳民間文藝、提醒帶動同人進行民間文藝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導性作用而言,其功勞也是異常卓著的。注：①黃現璠撰《回憶中國歷史學會及越裳、象郡位置的討論》, 載《顧頡剛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06年7月初版顧頡剛研究書目顧頡剛先生學述劉起釪中華書局 1986年5月出版。顧頡剛先生著述年譜鄭樹良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1987年4月出版。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巴蜀書社 1990年4月。顧頡剛年譜顧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年3月。顧頡剛評傳顧潮、顧洪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1995年11月。顧頡剛學術思想評傳劉俐娜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9年9月古史辨學說評論討論集陳其泰、張京華京華出版社 2001年2月港臺研究書目：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民族主義與取代中國傳統方案的探索 (美)施耐德著(1971年) 梅寅生譯臺北華世出版社 1984年1月。《古史辨》——中國一次科學論戰的結果 (德)吳素樂顧頡剛最后三十年 (德)吳素樂顧頡剛與中國古代歷史的考證 (德)吳素樂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王泛森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 1987年。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彭明輝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1年9月。據劉俐娜《顧頡剛學術思想評傳》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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