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南陽郡涵蓋今南陽市域，今南陽市領有古南陽郡三分之二轄境。史載“自漢以北為南陽郡”，漢水南岸的“古隆中”山地從來就不是“南陽”，與“躬耕于南陽”無關，古今”南陽”的中心均為南陽城——宛城；宛城做為古南陽郡城和今南陽市主城，自身就是狹義的“南陽”，史書典籍中南陽與宛城互見的例子不勝枚舉。

1、南陽市不是漢朝的南陽郡，“南陽說”諸葛亮，劉秀在今南陽市，對嗎？有何依據？

古南陽郡涵蓋今南陽市域，今南陽市領有古南陽郡三分之二轄境。古今”南陽”的中心均為南陽城——宛城；宛城做為古南陽郡城和今南陽市主城，自身就是狹義的“南陽”，史書典籍中南陽與宛城互見的例子不勝枚舉，史載“自漢以北為南陽郡”，漢水南岸的“古隆中”山地從來就不是“南陽”，與“躬耕于南陽”無關。今襄陽漢水以北區域（約2千k㎡左右）和南陽周邊其它地市部分轄區兩漢時屬南陽郡管轄，并不影響今南陽市做為兩漢南陽郡文化和歷史的承載主體，

南陽臥龍崗武侯祠是古今志士文人競相吟詩作對、懷賢詠志之處，更是官修史志記載的諸葛亮躬耕隱居之地。”躬耕南陽”是華夏文明史璀璨印記，”南陽諸葛廬”做為這一文明印記的歷史載體，成為漢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片段，按照題主的邏輯，”南陽市不是漢朝的南陽郡”，那現代中國也不是漢朝的中國了，請問：兩漢歷史為什要納入中國古代史呢？諸葛亮”躬耕于南陽”，”南陽諸葛廬”因而名揚天下；漢光武劉秀成長發跡于南陽，南陽因此被史家稱為“南都”、“帝鄉”，這些均是見諸正史的事實。

市場經濟時代的某地域、群體，為一地之私，用偽學術手段給歷史重做“定論”，通過制造歷史虛無來消解正史，肢解國人文化、價值、信仰，表面上反映的是歷史爭議，實際上是道德操守問題，極度不自信，才需要苦心孤詣編織“定論”為自家歷史包漿，獲取虛幻的存在感。探討歷史，共同抗疫；今值清明，國旗為同胞而降，致敬英雄，共悼逝者！，

2、漢、三國襄陽屬于南陽郡嗎？

《中國歷史地圖集》1975年版在界定南陽郡南部轄境時均是以漢水為界的，這與習鑿齒所言“自漢以南為南郡，自漢以北為南陽郡”是一致的。但1982年第2版時，秦、西漢同前版，兩郡仍以這段東西向的漢水為界，但到了東漢以及三國時期，在襄陽題了詞之后的譚其驤先生卻莫名其妙地將原屬南郡襄陽縣的阿頭山去掉，換上了隆中之名，

這樣，江北的南陽郡鄧縣就突破漢水管轄了原屬南郡的一塊叫隆中的地方，顯得十分別扭。當然，筆者所說的別扭并非完全是視覺上的，在史料考證上同樣十分別扭，存在著諸多的不合理性，首先，譚先生這次改動沒有舉出任何史料為西漢至東漢這段分界的變化作證。三國以前的史書均認定漢水為此段兩郡天然分界，至于東漢時期鄧縣是否有跨江而治的變化，因史書均無記載，誰也不能妄下結論，

加上漢承秦制，西漢南陽郡、南郡統縣基本沒有什么變化。東漢以后，《三國志》無地理志，而此后的《晉書?地理志》則進一步明確表示，“及秦，取楚鄢郢為南郡，又取巫中地為黔中郡，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對這些問題和正史中的史料，譚先生未做任何辨析，他所依據的就是東晉習鑿齒的“亮家于南陽之鄧縣”的說法，這些說法目前尚未從漢晉之際的正史中找到根據且與正史矛盾，故這樣簡單采取棄正史而取野史的手法，是不可取的。

后人在評價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廿二史剳記》的考異特點時就指出：他“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校勘，其抵忤處，自見輒摘出”，即限定以正史作內校或外校，不取野史校正史，因為“間有稗乘脞說與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詫為得間之奇，蓋一代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搜人史局，其所棄不取者，必有難以征信之處。今或反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

更何況習鑿齒自己還有《襄陽記》的“秦兼天下，自漢（水）以北為南陽郡，自漢（水）以南為南郡”“襄陽有孔明故宅”這樣自相矛盾的記載。所以，不解決這些矛盾，不拿出令人信服的以駁正史之訛的史料就輕易地改動《中國歷史地圖集》，未免有些草率，這對歷史是不負責任的，其次，《中國歷史地圖集》82版三國部分加上了東晉以后才出現的隆中地名，在三國時期標注“隆中”于史無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