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業六年（610年），京杭大運河開通，北京至杭州的水上交通貫通，杭州成為大運河南端的終點。杭州和南京，誰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更高，歷史地位高與否，關鍵看文化影響力，杭州自己的文化一直能保有所謂“吳越”的地方特色，可這反而成為了杭州文化荒漠的佐證。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蘇軾的這句詩道出了西湖美的神韻，使之成為人們向往之地，而西湖所在地杭州，擁有秀麗的自然風光與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可謂物華天寶、人杰地靈，自古備受文人雅士、巨商大賈的青睞。明末清初，作為與蘇州并稱的江南兩大都會之一的杭州，把太湖南端的杭、嘉、湖平原及附近地區的經濟聯系了起來，杭城經濟由此而逐步繁盛，
經濟的發達，帶動了杭州書畫藝術品市場的發展。那么，這一時期杭州的藝術圈到底是怎么樣的呢？與周邊書畫圈的緊密交流杭州水陸交通十分發達，便于省內外各地往來，隋大業六年（610年），京杭大運河開通，北京至杭州的水上交通貫通，杭州成為大運河南端的終點。運河的開鑿使杭州“凡諸路綱運，及販米客舟，皆由此達于行都”，
據統計，明代杭州與域外交通線路至少有15條之多。當時杭城水路商埠主要集中在湖墅、江干兩地，貨物由水路運到這里集散，杭州繁榮的藝術市場及發達的水運商路，串聯了周邊地區的書畫市場，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書畫交易網絡。那么，杭州與徽州、蘇州、嘉興等附近地區書畫市場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從地理上看，杭、徽素來關系密切，
杭、徽為毗鄰州府，僅隔一天目山，水路可沿新安江直達杭城。當時“徽州府由嚴州至杭州水路”共715里，徽州的書畫市場有一定的規模，古董商兼書畫交易人吳其貞在《書畫記》中提起家鄉龍宮寺古玩交易場所時說：“余鄉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于龍宮寺中。”據吳氏觀察，龍宮古剎位于村口，每當“秋月百物萃集，為交易勝地，將頹，輸金萬余錠新之”，
而徽人收藏的古玩更是不計其數。吳氏曾于1639年在溪南吳氏家族觀畫：“余至溪南借觀吳氏玩物，十有二日應接不暇，如走馬看花，抑何多也！據（汪）三益曰，吳氏藏物十散其六矣，憶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縣，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無，故不惜重值爭而收入。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尋而歸，因此所得甚多，
”可見徽州地區的收藏之盛。擁有富饒物產與繁盛書畫市場的杭州，自然吸引了眾多徽州鑒藏家和富商的到來，汪汝謙就是典型人物，他與董其昌、陳繼儒為好友，在杭州的鑒藏圈中頗有名望，像這類徽商杭州有很多，他們在杭州經營包括藝術品在內的多種行業。吳其貞有在杭州昭慶寺徽人擺攤的書畫鋪中購買繪畫作品的經歷，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有相當數量的徽人在杭州開設藝術品店鋪。
除了徽州外，杭州和嘉興的聯系相對更緊密些，嘉興處于蘇、松、杭、嘉、湖等五府的中心，所以文人鑒藏家及古董商來杭州時，嘉興是必經之地。因此，嘉興是江南書畫藝術品流通的集散地，據《味水軒日記》統計，李日華過眼的宋以前的畫104件，元畫251件，明畫346件，合計701件之多。8年間，往來于味水軒的古董商販達256人次，
從這些數字中，可以驗證當時嘉興的書畫流通之盛。之所以形成這般局勢，既有地理的原因，又與當地幾位收藏巨賈有關，嘉興有項元汴“縹緗墨粉，富甲東南”的天籟閣。甚至比項元汴晚數十年的汪愛荊、汪砢玉父子，在項去世24年后筑于城南的東雅堂，都早已聲名顯赫，項家豪富，聚藏珍玩無數，在當時算是首屈一指的大收藏家，正如王世貞所言：“今吳興董尚書家過百萬，嘉興項氏將百萬，項之金銀古玩實勝董，田宅典庫貲產不如耳。
”項氏藏品之豐厚可見一斑，嘉興有如此巨富的收藏家，吸引了大批古董商人到嘉興兜售書畫，尤其是附近杭州的古董商顯得十分活躍。除嘉興外，杭州和蘇州亦相互影響，蘇州書畫市場十分繁榮，使得唐寅、都穆、祝允明等畫家，幾乎完全將書畫作為商品來對待，因此，蘇州也是杭州及江浙地區的收藏家、古董商常去之地，馮夢禎在《快雪堂日記》中多次提到在蘇州會晤鑒藏家和收購古玩書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