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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代作家郎華的代表作是什麼

[八月的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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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蕭紅生命中的兩個男人是誰

蕭軍、端木蕻良蕭紅叫蕭軍“三郎”，“郎華”是蕭軍的另一個筆名。她因為識文斷字，所以移了性情，竟抗婚出走，一手砸碎舊婚姻的枷鎖，然后一頭撞進新情感的桎梏。她邂逅的如意郎君，我小時候看的報告文學，說正是她抗婚的對象，不知是否以訛傳訛。總之，在出走的路上，她被愛情的蜜湯灌昏了心，在哈爾濱的一家旅館里同居了很久，以致懷著身孕，被以回家取錢為由的情郎拋棄在旅館抵債，奄奄一息。所幸，她是個文學女青年，文學救人的道路看來是行得通的。她寫信給當地報館求助。血氣方剛的三郎受命“采訪”。在三郎眼里，這個受難的姑娘是極其美麗的，像她的小詩一樣清新動人：“那邊清溪唱著，這邊樹葉綠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在洪水襲來的黑夜，旅館傾頹的前一刻，三郎趁亂救出了悄吟。他們決定用一個相同的姓，她用火燒云的顏色做自己的名字，他原本有些武術功底，又有滿腔報國的慷慨，以“軍”為名。不過，這只是我的揣測。如果故事到此結束，倒可以用“他們從此過著幸福的生活”煞尾。可惜那不是童話故事，也不能到此結束。死里逃生，不過是從一個旅館逃到另一個旅館。他們只能暫時棲身在歐羅巴旅館。因為沒有錢，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墊，他們躺在光禿禿的棕板上，睡眠還可以將就，可是咕咕作響的肚子不能將就，每天早晨掛在對面房門上的大列巴比情人的密語還誘人。不知道苦捱過了多久，他們終于可以吃飽飯了，不是靠蕭軍作武術家教來糊口，而是二蕭聯袂，執筆闖天下。正是蕭軍，給了蕭紅以做人的尊嚴，生存下去的勇氣，開創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蕭軍身體力行，冒嚴寒，忍饑餓，外出四處打工授課，養活了產后在家待業的蕭紅；正是蕭軍最早看出了蕭紅潛在的才華（這也是他與蕭紅結合的前提），并且不斷給蕭紅以鼓勵和幾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蕭紅的初作——短篇小說《王阿嫂的死》發表在《國際協報》上，從而使蕭紅邁入了文壇的門坎……正是蕭軍率先提議，并且親自執筆寫信給魯迅先生取得聯系，將蕭紅的成名作《生死場》呈到了魯迅先生的案頭上，使得蕭紅得以與蕭軍并駕齊驅蜚聲國內外文壇。在這部被魯迅贊譽為“力透紙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關重要震撼人心、充滿著強烈反滿抗日情調的靈與肉、血與火搏擊的活生生的場面，都是在蕭軍的提示下完成的。她的命可以說是他揀回來的，他們一起外出的時候，總是一前一后的走著，蕭軍在前大踏步的走，蕭紅在后邊跟著，很少見到他們并排走。這就是他們之間命定的姿態。他毆打她，也不是故意的虐待，也是因為愛她，當她是自己人，才不見外地動了手。他是個粗疏的男人，拳腳伺候的時候，壓根想不起來她并不是顧大嫂和扈三娘。這是蕭紅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但這段蜜月在兩年后不可避免地結束了。蕭紅和蕭軍之間發生了沖突，爭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蕭軍甚至動手打了蕭紅。在蕭紅的身體和心靈深處遍布著難以醫治的創傷。后來的人們這樣對比蕭紅和蕭軍之間的差別：一個多愁善感，另一個坦蕩豪爽；一個是長不大的女孩，另一個是血性漢子。蕭軍說：她單純，淳厚，倔強有才能，我愛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蕭紅說：我愛蕭軍，今天還愛。他是個優秀的小說家，在思想上是個同志，又一同在患難中掙扎過來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卻太痛苦了。經過一番猶豫和痛苦，蕭紅把自己的情感和命運從蕭軍那里收回，轉交給了另外一個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贈給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這兩件定情物包含了一個受傷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愛，而小竹竿則象征著堅韌與永恒。1938年4月，身懷六甲的蕭紅跟蕭軍分手后，與端木同去武漢，5月在武漢大同酒家舉行了婚禮.端木蕻良與蕭紅的結合是理智的結合，同時也是很突然的結合。新婚中的蕭紅正懷著蕭軍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幾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斷了她與蕭軍最后的緣分。蕭紅只想過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沒有爭吵，沒有打鬧，沒有不忠，沒有譏笑，有的只是互相諒解、愛護和體貼。從十七八歲到三十一歲去世，蕭紅在每個城市住過的時間不超過一年，即使是在上海這一座城市，她還搬過七八次家。一個孩子，對相依為命的溫情的需要遠遠強烈過對生死相許的愛情的渴望，但是蕭軍給不了她，端木蕻良也給不了她。她與端木結合的時候，有人責備她，難道你不能一個人生活嗎?!不能，因為她是個孩子，一個人睡在黑屋子里，她害怕。只是，嫁與端木之后，武漢大轟炸，她還是一個人。我不免卑劣地想，這時，她會不會懷念蕭軍的耳光，總好過一個人守著孤島。抗戰爆發后，上海淪陷，蕭紅到了香港。由于被迫東躲西藏，加之醫院藥物匱乏，蕭紅的肺結核日益嚴重，本來就虛弱的身體逐漸走向了崩潰。蕭紅臨終時丈夫端木是否在場，這個問題后來成了爭論的焦點。端木的家人認為端木始終陪伴在蕭紅身邊，直到她去世為止。而當時一直照看蕭紅的作家駱賓基則堅決否認端木的在場。駱賓基回憶說，蕭紅在死前曾經熱切地盼望道：如果蕭軍在重慶我給他拍電報，他還會像當年在哈爾濱那樣來救我吧…… 1942年1月22日一個凄涼的冬日，年僅三十一歲的蕭紅在醫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氣息。十年漂泊，北國的呼蘭小城是她的起點，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終點。蕭紅走了，她的生命結束在戰爭的硝煙中，從此曾經愛她的兩個男人蕭軍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蕭紅的陰影里。病死香港，她還是一個人。果真在明滅之際想到三郎，她深信，三郎要是知道，還會像當年一樣，劈開絕望的洪水，把她從崩潰的世界邊緣搶走。只是，以蕭軍的功底，能夠奮力抵御洪水，卻不能夠舉重若輕，來個凌波微步，輕巧躍入另一部不朽名著，與蕭紅氣息相通。這一次，他再救不了她。蕭紅最深刻的苦難也無關愛情，對一個女人來說，最慘痛的經歷莫過于失去自己的孩子，和蕭軍在一起的時候，她懷著負心人的骨肉，生下來，養不起，送給了別人。和端木在一起的時候，她懷著蕭軍的孩子，養得起，卻沒生下來。枕邊人與腹中胎兒的割裂感，血肉分離的剝離感，在蕭紅的靈魂中蝕出一個駭人的黑洞，一寸寸蔓延。這個女人，怎么會有甜蜜的笑容。很久沒有看過蕭紅的文字，手頭只有一些零星片斷： “我出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歲了，當我長到四五歲時，祖父就快七十了。我還沒有長到二十歲，祖父就七八十歲了。祖父一過了八十，祖父就死了。……那園里的蝴蝶，螞蚱，蜻蜓，也許還是年年仍舊，也許現在完全荒涼了。小黃瓜，大倭瓜，也許還是年年地種著，也許現在根本沒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還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間的太陽是不是還照著那大向日葵……” 有文學評論說，蕭紅的文字有時有點羅嗦，像個喜歡說話以引起別人注意，又常常表達不清的孩子，充滿了兒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馬由韁的思路。我一向對文學評論感到頭痛，但這個評論者我很是喜歡，因為他沒有渲染蕭紅的偉“大”，而是承認了蕭紅的渺“小”。她的字里行間，正是一派稚拙可愛的孩子氣。

蕭紅與蕭軍、蕭紅與端木蕻良呼蘭之行去黑河的路上，是夜里，外面很黑，因此火車的咕隆咕隆聲顯得格外響。在車廂里，在車燈的照耀下，能感覺到雪花飄揚。小桌上有一本雜志，我拿起來翻。看到了黑龍江省的地圖，找到北極村，想了一會兒一個生在那兒并深入我心的人。然后去看大興安嶺，它離北極村有多遠呢？我喜歡的人曾經在那兒上學、教書。再看松花江，幾年前，我為一本叫《滔滔的松花江》的書做責任編輯，對作者筆下的“冰路”與江水咆哮記憶深刻……呼蘭河就這樣進入視線，好像是松花江的一個觸須，瀟灑地往北面一甩，兩者的交接點上，清晰地寫著“呼蘭”——在哈爾濱的近旁。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呼蘭縣，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蕭紅的家鄉。剛才，我從哈爾濱出發，當結束這次旅程時，我還要回到那里。這是一次突然降臨的旅行。匆忙帶給我的騰云駕霧之感此時一掃而光。我非常仔細地把偶遇的地圖刻在心上，讓它帶我去頻頻在夢中眺望的地方。從黑河一回到哈爾濱，很快上了黑龍江畫院紀連彬先生安排的車直奔呼蘭。“嚴冬一封鎖了大地的時候，則大地滿地裂著口。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尺長的，一丈長的，還有好幾丈長的，它們毫無方向地，便隨時隨地，只要嚴冬一到，大地就裂開口了。”蕭紅在《呼蘭河傳》的開頭描述。今冬不會有這樣的景致了，哈爾濱隨處都聽到：“今年不冷。”氣溫是零下二十多度，我身上裹得厚厚實實，但是車子里不需要開空調。田野上白色蒼茫，路面卻很少有雪的痕跡。地硬硬的，被凍住了，車輪滾在上面，與北方話、東北人的性子、白樺樹都十分吻合。可是一切的景致對于我都成了過眼云煙。我的心里像幻燈片那樣一張張轉換的，都是蕭紅以及我所知道的跟她相關的東西。知道蕭紅是因為小學讀本里的《火燒云》。生長在江南的我便有了看天的習慣。小時候我生活在農村，夏天的傍晚媽媽就把飯桌移到學校的空地正中，時常媽媽是紅色的，白瓷碗是紅色的，晚茶是紅色的，媽媽說我也是紅色的，我知道：“天空的云，從西邊一直燒到東邊，紅堂堂，好像是天著了火。”《火燒云》讓我著迷，但是真正喜歡上蕭紅是因為《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一篇如野菊花般憂傷，又似康乃馨那樣溫情，充滿了向日葵光輝的散文，十四五歲的我讀后，深深地記住了篇末的文字：“從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惡之外，還有溫暖和愛。所以我就向這溫暖和愛的方面，懷著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蕭紅1930年夏天離家，之后再沒有回去。雖然物換星移，我卻感到一種時空的交匯，仿佛一個身影即將與我迎面而過。“呼蘭就前面吧。”司機說。他是哈爾濱人，為我第一次來這里。我覺得不像。我想像中的呼蘭沒有這么鬧。街上密密匝匝的人讓我很吃驚，他們擴展到了馬路上，于是大車、小車嘀嘀叭叭邊呼叫邊往前走。我想像中的呼蘭跟外界持有一定的距離，可是“DVD減價”的紅色大橫幅隨風狂舞，還有還珠格格真人像站在大街上沖行人微笑、那個叫鄭伊健的港星，將“臉”緊貼在玻璃背后，很溫情脈脈的樣子……猛然間，一只紅紅的頭頂在車窗外晃了過去，隨即又來一個金黃色發絲和厚底鞋的女孩。它又分明是蕭紅筆下的“呼蘭河”（在書中，蕭紅直接用奔涌的河名來替代家鄉的地名呼蘭）小城：“只有兩條大街，一條從南到北，一條從東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華。十字街上有金銀首飾店、布莊、油鹽店、茶莊、藥店，也有拔牙的洋醫生……”許多年過去，當年店鋪的大招牌沒了，一家挨一家的格局依舊，只是一長溜的小店家里添了些新同伙，比如美容、美發。小城算不得“繁華”，卻不落伍。流行與時尚給它帶來一種新的活力。我想我們正走在由東往西的方向，即將接近十字街口。司機伸出頭沖人叢說：“這兒是呼蘭吧。”“是，呼蘭，就這兒。”幾個人回答。“蕭紅故居在哪兒呢？”他接著問。“蕭紅故居？不知道。”連著幾撥人對我們說。“就是那個女作家蕭紅，寫過《呼蘭河傳》，她小時候住的房子。”我說。有人憨憨地笑：“沒聽說過。”我們漫無目的地走，叫住了一個戴紅領巾的小孩，他把我們引到與大街相垂直的巷子。“你知道嗎？作家啊！”小孩身旁的大人們露出惟恐他為我們指錯路的神色。小孩立即一臉認真地看著我們說：“我知道，我們上課的時候去過那兒。”沿著小巷而行。喧囂一下子被隔離了。早上的日照灑在居家的圍墻上、灑在小路上。少有行人，偶爾有一輛自行車騎過去。安寧而潔凈。是我喜歡的情景。屋頂上有積雪，北方冬天的日照曬不化它們。路面很干凈。我再次驚異于北方的掃雪鏟冰工作，快而不讓人看見，不像我所在的城市，上班的路上，總是有大掃帚揚著塵埃像煙霧彈似的直撲路人。終于到了蕭紅故居，黑漆的大門緊閉，我推開旁邊一扇虛掩的小門而入，雪的棉軟和厚密立即直沖胸懷，它們完好地伏在地上，我禁不住伸開雙臂，在心底里一次次地讓自己像花瓣似的在那上面停留。我閉著眼睛，作了好一番掙扎才能移動步伐，小心地扣著自己的腳印，從雪地上的蕭紅石像旁走進五間房：“祖母和祖父共住兩間，母親和父親共住兩間。祖母住的是西屋，母親住的是東屋。”故居都依照蕭紅的描寫安排。正房墻上掛有蕭軍的手跡，還有蕭紅與蕭軍的合影、蕭紅與端木蕻良等人的合影。蕭紅生命中的兩個男人，他們究竟不屬于她，而她也最終不屬于其中任何一個。蕭紅終究只屬于自己，猶如她從中國北方到最南端，一路風行，而沒有歸宿。茅盾先生說蕭紅的心境是“寂寞”的，我以為它更是空曠的。寂寞成“空”——闊。需要的是智慧與悟性，還有經歷心靈多重磨難。蕭紅于1940年春到達香港，十二月的時候寫完了《呼蘭河傳》。這部筆墨極度率性而張力十足的作品中，蕭紅所有的憂傷和眷戀都被坐落在北方的家鄉和童年時代的家園收藏。她以這樣的一種方式把自己的靈魂交付給了自然，“一到了后園里，立刻就另是一個世界了。決不是那房子里的狹窄的世界，而是寬廣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遠……”她的精神在這樣的回歸里已經與天地合在一起。《呼蘭河傳》的完成也預示了蕭紅人生境界的一個飛越，她擁有了更加寬廣與豁達的心智。1942年1月22日，這位漂泊者因病離開了人世。五間房的陳列品，我格外在一條圍巾前駐足，那是蕭軍的女兒蕭蕓仿造蕭紅生前的圍巾織成。在蕭紅的侄兒張抗為姑姑書所作的序中讀到“蕭蕓”這個名字，后來在北京的一個會上見到過蕭蕓，我們幾乎沒有對話，但她忙碌的身影給我留下很美好的印象，她的言行舉止和眉眼神色都流露出寬厚和干練。在此見到經由她手的物品，感觸的同時關于她的印象更加豐厚。去蕭紅故居似乎就是為了后園。在我的心中后園是孩子的天堂，所有擁有過的人都不會將它遺忘，而再讀過蕭紅所寫的后園，對這兩個字都會情有獨鐘。通到園去的后門封著。當年有人居住的時候封門是因為冬天，現在呢，落雪的其他季節是否會像從前一樣大開？不得而知，我找不到人來回答心中的疑問。這樣的情況有時令人掃興，有時卻正適宜。我在雪地里又小心地扣上一串腳印，沿五間房的墻走到后園。雪埋住了后園，沒有新鮮漂亮的紅綠，沒有花開，也沒有蟲鳴，更沒有人，但是有麻雀，在枝頭鳴叫，在雪面落腳，在天上飛；有陽光，淡淡地灑落；有祥和，絲絲密密地彌漫……剎那間，我的頭腦里一片空白，感覺不到自己的身體，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青磚的圍墻和白雪就是另外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的半空有個小女孩的聲音自由自在地滑翔。女孩就像一只蝶兒在園子里飛來飛去，她跟在祖父的身旁，祖父戴大草帽，她戴小草帽；祖父鏟地，她也鏟地，拿不動鋤頭就卸下鋤頭的“頭”來鏟，把韭菜當野草鋤掉，把狗尾草當谷穗留著；祖父下種，她跟在后面用腳溜平土窩，土沒蓋上，反把菜籽踢飛了；祖父拔草，她就給他戴花，讓他戴著插了二三十朵紅玫瑰的花帽走進屋里，逗得家人大笑……她沒來由地就弄出一點事來，還頂著醬缸帽子做了一回會走路的小房子。思緒慢慢地復原。淚水涌上來，我使勁不讓它們流出來，我想我應該笑，把我的笑容留給這兒的小女孩，一個永遠的小女孩。現實變得遙遠并且模糊。我覺得自己睡著了。睡在蕭紅家的后園里。告別蕭紅故居時我想買與她有關的明信片，要寄給朋友。可是沒有。尋到呼蘭郵局，依舊沒有。于是默默在心里把在呼蘭河畔的一聲問候送上藍天。我深信愿望能夠自由飛翔，深信密友之間的心息相通。因為那天去黑河前便訂下了回程票，硬插入的呼蘭之行就沒有很多時間，而我對心儀的東西不喜歡一掃而過，于是沒有去看那個下雨天淹死豬雞貓狗之類的大泥坑（那東西肯定早已被填平了），也沒上蕭紅書中的東二道街、西二道街走一走，更沒有由著性子在小城里轉悠。讓它們仍伴隨蕭紅在我的夢里吧。回家的飛機上，S君遞給我一份報紙，指著散文《紀念苦難年代的寂寞歌者——蕭紅逝世60周年祭》說：“你去得正是時候。”我知道。曾經以為一輩子都來不了，一來就趕上這樣的日子。心里面充滿了對那家報紙的好感。真喜歡啊，在我留連于蕭紅故居的時候，有思念在另一個地方飄向呼蘭。肯定的，還有許許多多思念向著同樣的地點飛去。向那兒飛去的還有我們的尊敬和愛。S君說：“我想畫蕭紅。”這個消息讓我驚喜。畫吧，S君。蕭紅曾說：“我開始也悲憫我的人物，他們都是自然奴隸，一切主子的奴隸。但寫來寫去，我的感覺變了。我覺得我不配悲憫他們，恐怕他們倒應該悲憫我咧！悲憫只能從上到下，不能從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輩之間。我的人物比我高。”把她這樣的思想精髓一同畫進你的畫！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容易生出憐憫之心，我們情不自禁地去同情他人，無形中忘卻了在精神上，人與人的相互平等。人生的滋味屬于每個人自己。我們更需要以平等的心態來相互對待，即使你向別人伸出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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